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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辞最终没等来那趟航班。
是北欧的医院打来的电话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病历。说安屿在整理画具时突发了脑溢血，倒在了堆满画稿的画室里，手里还攥着那张没来得及寄出的机票。
“她的画架上，摆着一幅快完成的画，”护士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带着电流的杂音，“画的是两个女孩在槐树下捡花瓣，旁边写着‘阿辞会喜欢这个春天’。”
安辞握着电话，听着那边报出的死亡日期，正好是她收到快递的前一天。原来那本素描本，是安屿用最后力气托邻居寄出的；原来那句“左边的画架一首替我留着”，是她没能实现的、最后的念想。
她去了安屿在北欧的画室。不大的房间里，颜料管散落一地，墙上贴满了速写——有她蹲在老槐树下的样子，有两个画架在阳光下的剪影，甚至还有她当年画的那盆“辞”和“屿”，只是画里的多肉己经长得很茂盛，盆沿上多了行小字：“替阿辞好好活着”。
最角落的画框里，嵌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是当年安辞画的两只交握的手，旁边“好啊”两个字，被人用铅笔描了无数遍，墨迹层层叠叠，像反复擦拭过的泪痕。
安辞在画室住了三天。她把安屿没画完的槐花画补完，在两个女孩中间添了朵飘落的花瓣；她整理那些画稿时，发现每张背面都有日期，从她们分开的第一年，一首记到今年春天，整整十二年。
离开前，她在安屿的画架背面，看到一行新写的字，用的是她送的那支钴蓝色铅笔，颜色己经很浅：“阿辞，我好像等不到一起画未来了。”
回国后，安辞回了趟老画室。新主人说，去年冬天有个南方来的姑娘找过这里，站在空画架前哭了很久，留下一个铁皮盒。
盒子里是安屿的骨灰，装在一个画着小鱼吐泡泡的陶瓷罐里——那是当年安辞做坏了的那个歪扭的碗，被安屿偷偷拿去烧制成了罐子。还有一张病历单，日期是她们分开的第三年，诊断结果是“遗传性脑血管畸形”，下面有安屿的字迹：“不能告诉阿辞，她会怕。”
原来当年的突然离开，不只是因为父亲的病；原来这些年的“等”，是安屿明知自己随时会倒下，却硬撑着画出来的、一场自欺欺人的梦。
安辞把骨灰罐放在安屿的画架上，像无数个过去的清晨那样，替她擦去上面的灰尘。阳光落在两个并排的画架上，左边的画板空着，右边的画板上，她画了一片无尽的海，海平线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太阳，没有并肩的人影。
后来有人问起安辞，为什么不再画画了。她总是笑着摇头，指尖却会无意识地摩挲钥匙扣上磨得发亮的“屿”字。
只有在深夜，她才会打开那个铁皮盒，把脸埋进装着骨灰的陶瓷罐里。罐口还残留着淡淡的颜料味，像安屿最后留在这世上的、若有似无的呼吸。
她终于明白，安屿画里那些没填完的空白，不是留给她的位置，而是早就预知的、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席。就像那年雪桥上的热圆子，画室里的姜茶，还有画架背面那句“永远在左手边”——所有的温暖，原来都是倒计时里的、拼命燃烧的光。
老槐树又开了花，白色的花瓣落在空画架上，像一场无人打扫的、永远下不完的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