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入书架
想象一下，你和陌生人被拉进一个心理学实验，桌上放着100块钱。规则很简单：由你决定怎么分这笔钱，对方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。如果对方接受，你们按你的方案分钱；如果拒绝，你们俩一分都拿不到。你会怎么分？大多数人可能会说：“五五分呗，公平点。”但有趣的是，现实中很多人会提出“70:30”甚至“80:20”的分法，心想：“反正对方白拿钱，少拿点总比没有强吧？”然而，实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——当分配方案过于不公平时（比如“90:10”），超过一半的人宁愿一分不要，也要拒绝这种“侮辱性报价”。这个实验叫“最后通牒游戏”（Ultimatum Game），它揭示了一个反首觉的真相：人类对公平的执着，常常超过对实际利益的追求。
“最后通牒游戏”最早由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·古斯（Werner Güth）在1982年设计，初衷是研究人类在经济决策中是否完全理性。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，理性人应该“见钱就拿”——哪怕对方只分你1块钱，也比拒绝后什么都得不到强。但现实是，当报价低于总额的20%时，拒绝率会飙升到50%以上。更极端的是，在某些文化中（比如亚马逊的原始部落），人们甚至会拒绝“70:30”的分法，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剥削。这种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”的行为，让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：人类决策并非只靠冷冰冰的计算，情绪、道德感和社会规范同样至关重要。
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公平？进化心理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源于人类合作生存的历史。在原始社会，个体无法独自对抗猛兽或获取足够食物，必须依赖群体协作。而那些习惯占便宜的“自私鬼”很快会被集体排斥，最终难以生存。相反，愿意公平分配资源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，形成长期合作关系。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·亨里奇（Joseph Henrich）曾对比全球15个不同社会的实验数据，发现越是依赖集体协作的社群（如秘鲁的农耕部落），人们对不公平分配的容忍度越低；而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（如美国大学生）反而更可能接受“不平等但有利可图”的方案。这暗示着：公平意识并非天生，而是被社会规则“雕刻”进大脑的生存策略。
“最后通牒游戏”还暴露了人类决策中的一个矛盾：我们既是“精于算计的商人”，又是“快意恩仇的侠客”。当作为分配者时，许多人会本能地想多占一点，试探对方的底线；但当作为接受者时，又会因“被轻视”而怒火中烧，哪怕损失利益也要惩罚对方。这种双重标准在现实中比比皆是：员工抱怨老板抠门，自己当老板时却想尽办法压工资；消费者痛恨商家涨价，但炒股时却希望自己买的股票天天涨停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遭遇不公平时，大脑中与愤怒和疼痛相关的区域（如前脑岛）会剧烈活动，这种生理反应甚至能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拒绝不公平报价——换句话说，我们抵制不公平的冲动，和手被火烧时缩回的反射一样迅速且难以抑制。
有趣的是，即便在动物界也能观察到类似行为。灵长类学家弗朗斯·德瓦尔（Frans de Waal）曾对猴子做实验：让两只猴子完成相同任务，但奖励却不同（一颗葡萄 vs 一片黄瓜）。当看到同伴得到更美味的奖励时，拿到黄瓜的猴子会愤怒地把食物扔向研究员，甚至罢工抗议。类似的，狼群中地位较低的成员如果长期分不到猎物，也可能离开群体独自狩猎——尽管风险更高。这些现象说明，对公平的渴望或许深植于哺乳动物的社交本能中，而人类只是把它发展成了更复杂的道德观念。
现实世界中，“最后通牒游戏”的影子随处可见。劳资谈判中，工会常以罢工为威胁，拒绝资方“微薄加薪+取消加班费”的方案；国际气候会议上，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减排责任，否则拒绝签署协议；甚至孩子之间交换玩具时，也会因为“你的卡片比我的多两张”而闹翻。2011年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的口号“我们是99%”，本质上就是对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的集体拒绝。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：当人们感到规则被恶意倾斜时，宁愿承受损失也要捍卫“公平”这条底线。
但公平的标准从何而来？心理学家发现，人们对“合理分配”的判断高度依赖参照系。比如在“最后通牒游戏”变体中，如果告知参与者“其他分配者平均提出30%给接受者”，那么即便拿到25%的人也会更容易接受——虽然比之前少了，但至少“没低于平均水平”。这种心理被商家巧妙利用：健身房推销私教课时会说“其他会员都买了50节套餐”，让顾客觉得买20节己经算克制；房产中介强调“同小区房源单价己涨到10万”，买家便会接受9.5万的“优惠价”。可见，公平感并非绝对数值，而是通过比较产生的幻觉。
更吊诡的是，人类有时会为了追求“程序公平”，牺牲“结果公平”。例如，许多人支持抽签分配稀缺资源（如疫苗、保障房），尽管这可能导致资源错配（急需的人没抽到，抽到的人转手倒卖）；一些公司坚持“论资排辈”而非绩效晋升，只因前者看起来“规则明确”。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是：只要规则一视同仁，哪怕结果不理想，人们的不满也会减轻。2016年哈佛大学实验显示，当员工得知“所有人工资都降10%”时，抱怨远少于“部分人降5%部分人降15%”——尽管后者总体损失更小。这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制度尽管效率低下，却比独裁政权更稳定：人们愿意为“发言权”支付高昂成本。
“最后通牒游戏”还揭示了一个职场潜规则：表面上的“公平”往往是权力博弈的幌子。实验中，如果分配者是通过竞赛赢得决策权（比如答题得分最高），他们给接受者的份额会明显低于随机指定的分配者——因为他们觉得“这是我应得的”。类似地，企业高管给自己发天价奖金时，总会强调“这是市场行情”或“我对公司贡献巨大”；而员工若质疑分配不公，则可能被贴上“眼红”“不团队”的标签。这种“赢家通吃”的逻辑在硅谷尤为明显：初创公司上市后，早期员工或许能分到百万股票，而清洁工的期权却只够买辆二手车——但后者被告知“没有工程师公司早倒闭了，你们该知足”。
对公平的偏执甚至能扭曲市场规律。2015年，优步在纽约试行“动态定价”，暴雨时车费涨至8倍，立刻引发用户暴怒：“这是发灾难财！”尽管经济学家辩解“高价能激励更多司机上路，最终缓解打车难”，民众仍坚持“趁火打劫不可接受”。同样，药店在疫情期间涨价卖口罩会被骂黑心，哪怕涨价是因进货成本飙升。这种“道德优先于市场”的心态，促使许多国家立法限制必需品价格浮动，比如法国规定面包利润率不得超过4%，德国禁止房东随意涨租金。这些政策未必符合经济效率，但满足了人们对“底线公平”的情感需求。
那么，是否存在绝对公平？哲学家约翰·罗尔斯（John Rawls）曾提出“无知之幕”理论：只有当人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时（比如贫富、性别、种族），才能设计出真正公正的规则。但现实中，我们永远戴着“既得利益”的有色眼镜。富人觉得累进税制是劫富济贫，穷人则认为遗产税天经地义；男性抱怨职场性别配额不公平，女性反击“几百年特权怎么不说”？“最后通牒游戏”的终极启示或许是：人类永远无法就公平达成共识，因为每个人心中的计算器都在按不同的公式运行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公平真的比利益重要吗？答案取决于你把多长的时间纳入考量。短期看，拒绝不公平报价意味着放弃眼前利益；但长期看，这种态度维护了合作信誉，避免被当成软柿子捏。就像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说：“如果你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拿走他的一切，那么你迟早也会失去自己的一切。”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：在坚持底线的同时，学会区分“原则性不公”与“可妥协的差异”。毕竟，当两个孩子为“蛋糕怎么切”吵得不可开交时，最好的办法不是争论谁更该吃奶油花，而是让一个人切，另一个人先选——这才是博弈论中最优雅的公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