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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。研究人员让你看两张照片：一张是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性，另一张是一位穿着休闲装的年轻人。然后，他们问你：“这两个人中，谁更有可能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？”你会怎么选？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指向穿西装的那位——尽管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性格。这种瞬间的判断，就是“外群体偏见”（Outgroup Bias）在作祟：我们倾向于对“自己人”更宽容，而对“外人”更苛刻，甚至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默认他们更自私、更不可信、更危险。
外群体偏见是人类心理的默认设置之一，它的存在几乎无处不在。比如，当你听说某个城市的人“素质差”时，即使你从未去过那里，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丝反感；当你在网上看到不同政治立场的网友发言时，会本能地觉得“对面那群人”不讲道理；甚至在公司里，市场部和研发部之间都可能互相嫌弃，觉得对方“不懂业务”。这些偏见往往毫无逻辑，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行为。心理学家穆扎费尔·谢里夫（Muzafer Sherif）在著名的“罗伯斯山洞实验”中完美展现了这一点。他把一群11岁的男孩分成两组，让他们在夏令营中各自建立团队认同。仅仅几天后，当两组孩子被安排竞争时，他们迅速从陌生人变成了“敌人”——互相辱骂、破坏对方的旗帜，甚至在吃饭时爆发肢体冲突。而讽刺的是，这些孩子在被问及为什么讨厌对方时，给出的理由荒唐至极：“因为他们偷了我们的袜子！”（其实袜子是被风吹走的）或者“他们总是挑衅我们！”（其实只是对方在正常活动）。这个实验证明，人类不需要真正的仇恨理由，只需要一个“我们 vs. 他们”的划分，偏见就会自动产生。
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歧视“外人”？进化心理学认为，这可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“生存捷径”。在原始社会，遇到陌生部落的人时，快速判断“对方是敌是友”至关重要——如果误把敌人当朋友，可能会丧命；而误把朋友当敌人，顶多是错过一次合作机会。因此，大脑进化出了一套“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”的机制：对外群体保持警惕，默认他们可能有威胁。这种机制在原始社会或许能保命，但在现代社会却成了偏见的温床。比如，许多人对“外地人”“外国人”或“不同宗教信仰者”抱有戒心，并非因为这些人真的伤害过他们，而是因为大脑在提醒：“小心，他们不是‘我们’！”更麻烦的是，这种偏见会自我强化——一旦你认为某个群体“不友好”，你就会更关注他们的负面行为，而忽略他们的友善举动，最终加深“他们果然很糟糕”的刻板印象。
媒体和社交网络让外群体偏见更加极端化。新闻标题偏爱报道冲突而非合作，因为“某国游客素质差”比“两国志愿者携手救灾”更能吸引点击；社交媒体算法知道你对某些群体有偏见，就会不断推送符合你预期的内容，让你越看越觉得“那些人就是有问题”。一个经典案例是“恐怖分子画像”——9·11事件后，许多西方人下意识地将“大胡子+中东面孔”与恐怖主义挂钩，尽管统计数据表明，绝大多数恐怖袭击是由本土极端分子实施的。这种偏见甚至影响了机场安检：亚裔老奶奶可能被反复检查，而白人青年背包客却轻松过关。类似的偏见还存在于职场——名字“像外国人”的简历收到面试邀请的概率更低；存在于医疗系统——少数族裔患者疼痛常被医生低估；存在于司法领域——相同罪行下，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判重刑。这些都不是个别人的恶意，而是整个社会无意识的外群体偏见在系统性地发挥作用。
外群体偏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，它能让普通人做出极端行为。历史上许多大屠杀和迫害事件，参与者并非天生的恶魔，而是被偏见一步步引导的普通人。纳粹德国时期，许多普通市民起初只是对犹太人有些微妙的排斥，但在 propaganda（宣传）的长期渲染下，他们逐渐相信“犹太人是德国的寄生虫”，最终默许甚至参与了对邻居的迫害。卢旺达大屠杀中，胡图族电台每天重复“图西族是蟑螂”，让原本一起生活的村民举起了砍刀。现代社会中，虽然极端事件减少，但类似的机制依然存在——当某个群体被贴上“懒惰”“贪婪”“危险”的标签后，歧视他们似乎就成了“理所当然”。比如，疫情期间，亚裔因为病毒起源地遭受无端攻击；难民危机中，中东移民被集体污名化为“罪犯”；政治对立中，对方支持者常被贬低为“无脑”或“邪恶”。这些偏见一旦固化，就会让社会分裂成敌对的阵营，理性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。
更荒诞的是，外群体偏见甚至可以建立在完全虚构的划分上。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：他们让受试者随机拿到红色或蓝色的腕带，然后告诉他们“红组和蓝组性格不同”。尽管这个分组毫无意义，但受试者很快就开始认为“红组的人更开朗”“蓝组的人更谨慎”，甚至在同一件事上，红组人觉得是“勇敢”，蓝组人却认为是“鲁莽”。类似的实验还用过更荒唐的分组标准——比如“你喜欢这幅画还是那幅画”“你的生日在奇数月还是偶数月”。结果都一样：只要给人们一个“我们 vs. 他们”的理由，他们就会立刻对“外人”产生偏见。这说明人类对归属感的渴求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我们愿意为最微不足道的标签“站队”，甚至不惜为此贬低他人。
外群体偏见不仅影响我们对他人的看法，还会扭曲自我认知。当我们属于某个群体时，会不自觉地用双重标准评判行为——自己人的错误是“情有可原”，外人的同样行为却是“本性暴露”。比如，足球迷对自己球队的犯规解释为“战术需要”，对对手的同样动作怒斥为“肮脏”；政治支持者对自己阵营的丑闻轻描淡写为“个别现象”，对对方的类似事件则定性为“系统性腐败”。这种“道德灵活症”让我们很难客观看待事实，也让和解变得困难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·佩蒂格鲁（Thomas Pettigrew）研究发现，偏见最强的人往往最不愿意接触外群体——他们用“那些人很危险”的理由自我辩护，却从未真正了解过“那些人”。这种恶性循环让偏见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把社会割裂成一个个互不信任的孤岛。
那么，如何对抗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？首先，承认它的存在 。每个人都会有偏见，但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开始修正。比如，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个群体有负面联想时，可以主动问：“我为什么这么想？有事实依据吗？”其次，寻找共同点而非差异 。心理学家戈登·奥尔波特（Gordon Allport）提出的“接触理论”表明，当不同群体在平等条件下合作时（比如一起完成项目），偏见会显著减少。这就是为什么多元化的学校和工作环境通常更和谐——孩子们发现“那个外地同学其实和我一样爱打游戏”，员工意识到“隔壁部门的同事并非不近人情”。最后，用具体个体打破抽象标签 。人们对“移民”“某省人”“某教徒”的偏见，往往源于将整个群体妖魔化。但当你真正认识一个具体的人——比如你的外卖员是位努力养家的移民父亲，你的邻居是位热心公益的跨性别者——抽象偏见就会不攻自破。
外群体偏见像一副有色眼镜，我们戴着它看世界，却误以为是世界本身的颜色。从球迷互骂到种族歧视，从职场排挤到国际争端，许多冲突的本质都是同一套心理机制在运作。理解这一点，不仅能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社会矛盾，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少一些无谓的对立。毕竟，在某个更大的维度上——比如同为地球居民，同为面对生老病死的普通人——我们或许没想象中那么不同。下次当你下意识地想“那些人如何如何”时，不妨暂停一秒，想想这个“那些”里，是否也包括了某个和你一样会为孩子的成绩骄傲、会因为一首老歌流泪、会为清晨的阳光感到幸福的真实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