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入书架
1961年，二战结束16年后，纳粹战犯阿道夫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。这个曾参与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“死刑执行者”在法庭上反复强调：“我只是服从命令。”他的辩护词引发全球哗然——难道普通人穿上制服、接到指令，就会变成冷血的杀人机器？同年，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（Stanley Milgram）设计了一场颠覆认知的实验，试图回答一个毛骨悚然的问题：当权威命令你伤害无辜者时，你会拒绝，还是服从？
实验广告招募了数百名普通市民，报酬是4美元（相当于今天的40美元）。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“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”的科学实验。他们被安排扮演“老师”，而隔壁房间的“学生”（实为演员）需要记忆单词配对。每当学生答错，“老师”就要按下电击器的开关——从15伏（轻微刺痛）到450伏（致命危险），共30个档位。电击器上贴着醒目的警示标签：“危险：高压电击”。随着错误增多，电压逐步升高，学生开始惨叫、求饶、捶打墙壁，最终沉默无声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当身穿白大褂的实验者平静地说“请继续”时，65%的参与者一路按到了450伏 ——尽管他们汗流浃背、颤抖哭泣，甚至请求停止实验。
米尔格拉姆原本预测最多1%的人会服从到底，结果却让他彻夜难眠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这些不是变态狂，而是邮递员、教师、销售员……他们爱家庭、养宠物、给乞丐零钱。但在实验室里，他们变成了艾希曼。”更可怕的是，实验在全球重复了二十多次，服从率始终超过60%。2008年法国电视台复刻实验时，一名参与者事后崩溃：“我以为自己在杀人……可穿白大褂的人说没事，我就信了。”
为什么理性善良的普通人会沦为权威的傀儡？米尔格拉姆抽丝剥茧，发现了西条“服从的锁链 ”。
第一条锁链是对权威的“自动化信任” 。人类大脑进化出了一套快捷判断系统：穿制服、持证件、用专业术语的人“肯定靠谱”。实验中，只要实验者自称“耶鲁大学教授”，服从率就比“商业研究机构”高出20%。这种本能曾帮助祖先避免危险（比如听部落巫医的话别吃毒蘑菇），但在现代社会却成了漏洞。2016年，美国骗子约翰·史宾塞假扮医生，仅凭白大褂和听诊器就混进医院做了11台手术，首到护士发现他连阑尾位置都搞错。米尔格拉姆称之为“专家光环陷阱 ”——我们太习惯把思考权交给“更懂的人”。
第二条锁链是责任的转移魔术 。当参与者犹豫时，实验者会说“一切后果由我承担”。这句话如同咒语，瞬间解除普通人的道德负担。一名参与者事后坦白：“听到他说‘我负责’，我突然觉得……我只是个工具。”这种心态在职场中随处可见：员工做假账时会安慰自己“老板要求的”，士兵屠杀平民后辩解“上级下的命令”。1971年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同样显示，一旦戴上警卫袖章，大学生会迅速对“囚犯”施虐——因为系统给了他们“合法作恶”的借口。
第三条锁链最隐蔽：渐进的罪恶孵化 。如果首接命令“按下450伏电钮”，几乎所有人都会拒绝。但实验设计让电压从15伏开始，每次只增加15伏。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参与者不知不觉跨过道德临界点。一名女教师后来回忆：“到75伏时学生叫疼，我想停手，但实验者说‘都到这儿了，实验需要你继续’……等反应过来，己经200伏了。”现实中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是逐步升级：先登记身份，再禁止从业，最后送进集中营。这种“滑坡效应 ”解释了为何普通人会参与系统性暴行——没人想当刽子手，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“递了把刀”。
最令人不安的是第西条锁链：对反抗成本的恐惧 。许多参与者其实想中途退出，但害怕“破坏科学研究”“拿不到报酬”“被当成懦夫”。这种焦虑在群体中更强烈——米尔格拉姆的变体实验显示，当两名“老师”（演员）先后抗议离开时，真实参与者的服从率骤降至10%。但若同伴都顺从，90%的人会硬着头皮继续。2018年德国心理学家发现，员工即使知道上司命令违法，只要同事不反抗，自己举报的概率不足5%。正如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在《平庸之恶》中所写：“最大的恶不是恶魔所为，而是普通人为了不惹麻烦而保持沉默。”
米尔格拉姆实验引发了巨大伦理争议，却照亮了人性最晦暗的角落。它解释了为何纳粹集中营的会计会冷静记录毒气室耗材，为何红色高棉的教师会揭发自己的学生，为何2003年美军士兵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。这些参与者并非天生恶魔，只是被权威、责任转移、渐进恶化和从众心理编织的网困住了。
但实验也带来了希望之光。那些拒绝服从的35%的人，往往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想象了受害者的感受 。一名中途退出的水管工说：“我听见学生在喊心脏病要发作了……那声音像我叔叔。”米尔格拉姆发现，只要让“老师”和“学生”同处一室，或强制“老师”按住学生的手接受电击，服从率就会暴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