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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己经烂成了一滩泥，而我的猫偏偏在这时候丢了。我没有去找它，只是瘫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，首到房东又一次砸响我的门。
“月底再不交租，就收拾东西走人。”
我拖着这副懒惰的躯体，把自己塞进一件皱巴巴的衬衫，去面试。我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。最终，一家食品厂收留了我，工作简单到近乎麻木——贴商标，一天十一个小时。
我发疯一样地干活，仿佛只要手指不停，就能把身体里那个腐烂的灵魂甩出去。流水线永不停歇，传送带上的罐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，而我只是河岸上一台生锈的机器。
女工们很吵。她们大多是附近村里的己婚妇女，嗓门洪亮，聊家长里短、抱怨丈夫、开荤腥的玩笑。第二天，我就戴上了耳机，里面循环着那些能把人溺死的悲伤旋律。每听一次，那个蜷缩在我身体里的黑影就长大一分，它吸走我所有的力气，再把绝望灌进我的血管。
阿梅注意到了我。她凑过来，脸上堆着那种小心翼翼的关切：“你怎么了？遇到什么事了吗？”
我盯着她，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眼泪突然失控，像坏掉的水闸，哗啦啦地往下砸。她慌了，手忙脚乱地递纸巾，拍我的背，可我只是摇头，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。
渐渐地，她们不再问我了。她们依然会在午休时聚在一起，嚼着馒头，大声说笑，偶尔朝我投来一瞥，又很快移开目光。我缩在角落，像一座孤岛，而她们的快乐是海，我只是岸边一块沉默的礁石，被潮水一遍遍冲刷，却始终无法融入。
中午的更衣室闷热潮湿，弥漫着廉价洗发水和汗酸味。我不小心撞到了胖阿花，她立刻炸了毛，扯着嗓子骂：“没长眼啊？！”
我没道歉。不是不会，是懒得。
她见我不吭声，冷笑一声：“整天哭丧个脸，跟谁欠你五百万似的。”我侧身绕过她，走出更衣室，没去食堂，而是找了个僻静的角落蹲着。
水泥缝里爬出一只蜗牛，慢吞吞地挪动。我盯着它，忽然觉得自己连蜗牛都不如——它至少还在努力往前爬，而我连喘气都觉得累。
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，灵魂就开始掐我的脖子。它恨我，我也恨它。可我们谁也杀不死谁，只能互相折磨。我走上五楼天台，往下看了看——太矮，摔不死。明天找个二十层的吧。
早晨起床时，我总有种错觉，仿佛自己还能活。阳光照进来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像能飞起来。可到了中午，那股劲儿就泄了。冷汗一阵阵往外冒，手指发抖，流水线上的商标被我捏得湿漉漉的。
班长骂我：“你他妈能不能干？不能干滚蛋！”
脑子里那个声音立刻附和：“对啊，滚蛋吧。吃饭多累，活着多累。”
主管把我叫去谈话。我想冲他笑一笑，可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警惕，甚至往后缩了缩。我猜我的笑容一定很吓人，像具会动的尸体。
厂里的人开始躲着我。他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有神经病。
也许他们是对的。 也许我早就疯了。
终于熬到发工资。
我再次走进仙岳医院，熟悉的消毒水味钻进鼻腔。医生调出我的病历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说："下周再来拿药吧。"
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的药总是这样——吃吃停停，停停吃吃。抗抑郁的、镇定的、助眠的......这一把把化学糖果，早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我这辈子，大概是离不开它们了。
走出医院，天突然黑了。雨砸下来的时候，我没躲。衣服很快湿透，头发黏在脸上，像一层黑色的茧。
喂！"你傻了吗？"有人喊我。
一个陌生阿姨追上来，把伞撑到我头顶。她嘴唇蠕动着，大概在说"别淋雨会感冒"之类的话。可下一秒，我突然栽进她怀里，嚎啕大哭。
我的颤抖通过潮湿的布料传给她。雨水混着眼泪往下淌，分不清谁是谁。阿姨僵住了，手悬在半空，最终慢慢抽回。她的脚步声慌乱地远去，伞骨"啪"地摔在水洼里。
我蹲下去捡伞，看见积水中自己的倒影——
一张被雨水泡发的、非人的脸。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，听起来像某种动物临终前的呜咽。我抬起头，任雨水灌进张开的嘴里，咸的，腥的，像灵魂在我身体腐败发出的味道，
半夜烧得像块蒸透的扣肉，皮肤下的油脂都要熬出来了。我挣扎着爬起来找药，在抽屉最深处摸到一板维C银翘片——塑料包装上还沾着灰，是去年许哲买的。
药片抵在舌尖时，脑子里那个声音又来了："吃它做什么？你这副身子，早该和灵魂一起烂透了。"
我猛地推开窗，把药甩进雨里。一道闪电劈下来，惨白的光里，那些药片像被撕碎的符纸，转眼就被暴雨吞没。我缩回被窝，听见雷声在屋顶炸开，像有人在用铁锤砸我的天灵盖。
高烧烧了三天，噩梦就煮了三天。许哲、小木、杨洋，那些本该烂在记忆里的人，全从坟里爬出来了。他们围着我的床，像分食祭品一样把我拆开。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胳膊被卸下来，腿被锯断，内脏被掏空。他们嚼着我的肉，嘴角还淌着血，而飘在天花板上的灵魂却在狂笑，笑着笑着又变成恸哭，像只被掐住脖子的野猫。
第西天早晨醒来，被子能拧出水。我拖着这副被噩梦腌透的肉身挪到水池边，自来水混着铁锈味灌进喉咙时，突然觉得可笑——原来这副破烂躯壳，还想再苟活一阵子啊。
